公正，即公平正直，没有偏私。法治社会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主体的公平要求，最终都必须体现在社会的法制系统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创造都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而公正司法是创造良好法治环境的前提，只有在司法中坚持公正，才能树立法律权威，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影响我国司法公正的原因分析

我国自建国以来在法制建设上虽有了长足发展，总体来说朝着建立法治国家，公正司法的方向迈进，但仍然存在着诸多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法官选拔制度的不合理

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司法机关的大多数法官均已达到大专以上专业水平，在修正案中，甚至将之规定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但是，我们所讲的“大专以上”这个词是比较含糊的，突击几个月拿到大专文凭并非个别现象，领导干部“考研生班”也是较为普遍。另外复转军人也一度成为法官的重要来源。不必说法律专业文凭，基本法律常识的具备也没有被作为从事司法工作的先决条件。为什么对进入医院做医生，对进入科研机构作科研的专业化要求很高，但到法院、检察院工作的专业化要求反而会很低呢？难道检察院、法院的工作比医院不重要吗？医生的手术刀事关人体健康，检察院的逮捕令、法院的判决不是也维系着公民的生死荣辱吗？司法队伍专业化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性要求，是左右司法正确与否的先决条件。为此，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重用法律专业人才，保障法官、检察官职务的稳定性和精英化，这样的司法队伍才能有勇气和能力，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公正审判和法制统一才能实现。

（二）传媒对司法权的监督没有法制化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来自传媒的监督，这是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监督的必然载体。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使得舆论的力量空前的强大。在欧美国家甚至称之为“第四种权利”。如今的中国媒体对司法监督的重大效能也逐渐显现出来。如酒后驾车撞人的张金柱案、四川虹桥垮塌案，对有关责任人的追究正是通过媒体的披露才实现的。有报载，临刑前的张金柱哀叹，他是被记者说死的。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时候，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所谓社会影响大几乎成为衡量当事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标志。一个好人违法犯罪很多人会同情，一个贪官被抓，人们恨不能立诛而后快。特别是对有些案件形成一边倒舆论的情况下，对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实际上嬗变成为另一时空的审判案件活动，这种情况的结果只能是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

（三）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制度不健全

人大和检察院对法院、公安机关的法律监督在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的法律条文中规定得比较明确，但是问题在于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司法权有着不受监督的一面。宪法强调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监督，但是在具体的诉讼法典及相关的法律却缺乏极具可操作性的关于具体司法机关间的监督，即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法院的法律监督。现行法律赋予的监督手段太过匮乏，规定的监督范围也很狭窄。对于许多即便是不公正的事件，检察机关也无权监督，对于求助的群众而言，这也自然使司法权威、司法公正大打折扣。公民在遭遇上述不公时便无法通过必要的司法途径，寻求获得权利救济，这也反映出监督机关对于此类纠纷的公正解决的无价值性。从检察院对司法权的监督实践来看，它本身存在体制性矛盾，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参与者，前受享有庞大无比的行政权、司法权的公安机关的掣肘，后有对其诉讼行为作最终评价的法院的制约。被监督者无处不显示比监督者更为强大，因而指望检察院现在的地位和权力去实现约束司法权滥用的目的是很难的。

（四）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

为什么会有法定机构对司法权约束不力的现象产生？其原因在于：一是司法机关的经费仰仗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司法机关的人员升迁、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三是司法机关的工作条件改善、装备更新依赖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基于上述原因，涉及地方利益的案件时有可能受到地方行政机构的压力。后果就是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威信，也和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相冲突，这也就是俗称的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五）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

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到传统文化和司法传统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主动的积极的干预，而司法机关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行事。沸沸扬扬的送法下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使二者的职能差异近乎消失。再从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院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甚至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法官除了法律，再无别的上司”的名言被抛置一旁。凡是能和办案法官的上级挂上钩的人都可以对审判结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宪法设立的是“一府两院”模式。然而事实上法检两院从不具有与政府并列的地位，人事、财政上受制于政府不说，从领导配置的职级来看，市（县）长、副市（县）长都是地方市（县）党委的常委，公安局长也进入了市（县长）序列，但院长、检察长至多是个副市（县）级。从党委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领导甚至公安机关的领导也就是法院、检察院的领导。法官对上级的依赖性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独立审判制度受到严峻挑战。

鉴于我国目前存在以上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二、建立健全体制，确保公正司法

（一）摈弃旧观念，建立现代法治观念

一摈弃重人治轻法治观念 中国缺乏法治的传统，有的是人治的遗产。　无论是古代圣哲孔子，还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都是典型的人治主义者； 从《礼记•中庸》中以孔子名义提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人治格言，法家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来看，两家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前者倡导以德服人，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其实都是主张用“人”来推行“严刑峻法”。因此，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情愿依赖于秉公执法、明镜高悬的“包公”为民作主。这种残存于许多人潜意识中的重人治 轻法治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的确立和法治观念的形成，直接导致“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人治大于法治”的阻碍司法公正的现象产生。二要摈弃重义务轻权利观念。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抑制商品交换和流通，商品经济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形态。“重农抑商”、以“商”为“利”、以“利”为“罪”成为古代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的一种共识。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商品意识淡薄，与商品经济密切相关的民事权利要求也未能得到健全的发展。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一向以重刑轻民为特征，义务性、禁止性规范较多，而授权性规范极少，几乎所有被视为民事的律条，也往往都伴有刑罚的制裁规定。这种传统的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的影响，使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和义务观。三要摈弃重特权轻平等观念。 中国传统的“尊卑上下”、“贵贱有别”的特权等级观念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主要内容。按等级贵贱的不同，中国封建制法律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民众被剥夺了权利，皇帝、官僚等被赋予了种种特权，人们的平等观念必然受到压抑。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特权等级观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形成一种顽固的力量，至今还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导致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对权力充满信心，而对法律缺乏信仰，更不会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四要摈弃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前者是司法公正的目标，后者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二者共同构成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并且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我国深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实体公正普遍受到重视而程序公正则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司法程序不当、程序规定被严重违反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使法官行动积极主动、律师行动低调被动。“暗箱”式的操作过程使诉讼参与人及公众无法对裁判结论产生信服，降低了司法的公正性。“绞肉机”式的裁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从众多的法律规范中找出与案件事实相吻合的法律条文，通过推理获得结论，这种状况更不利于司法公正。而相互争夺管辖权、故意拖延办案、对疑难案件的“请示制度”等明显违法司法程序规定的作法更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二）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

“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

（三）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

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表现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四）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受弹劾和降职、免职

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⒀ 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五）改进审判指导方式

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实践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我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

（六）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七）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

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而言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

参考书目：

1、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修订本

2、何家弘著：《司法公正论》，发表于《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3、徐显明、齐延平：《论司法腐败的制度性防治》，载《法学》1998年第八期；

4、[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6、［美］埃尔漫：《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1990年版

7、《论语•颜渊》

8、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10、［美］哈罗德•伯曼编：《美国律师讲话》，三联书店1980年版

11、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12、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13、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14、晓军：《改刘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15、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16、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17、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